刘玉村：当院长不能自私

记者丁文君与刘玉村院长（左）合影。

记者丁熙玮摄

刘院长在手术中。

“尊敬的来者，无论您因为什么来到北大医院，您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，您都应该受到礼遇。北大医院的院训是‘厚德尚道’，简称厚道；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成为医疗行业的‘水准原点’。”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大厅的柱子上，醒目地镶嵌着这样一段话，进门的患者大多会停下脚步阅读一下，然后会心地微笑。写这段话的，便是北大医院现任院长、52岁的刘玉村。

去年年底，一个寒冷的冬日，记者如约来到刘玉村的办公室。与宽敞、明亮、温暖的门诊楼相比，设在一个破旧二层楼里的院长办公室显得如此狭小、局促，茶几上堆着各种书和文件，屋里暖气不足更显清冷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刘院长一坐已是6年。

“患者把一生中最隐私的事都告诉了我”

外科医生出身的刘玉村很愿意当大夫，即使现在已是院长，他仍坚持每天早上7点多上班后，先去病房看病人，8点多再回到办公室处理文件、找人谈话、写写东西，或者上网看看一夜间发生的大事小情，每周还要做1—2台手术，“走进手术室的那一刻，一切喧嚣都归于平静。”

《生命时报》：听说您走上从医路，源于自己的一次重病？

刘玉村：没错，15岁那年有一天，我肚子疼得直打滚，被送到医院时，意识都有点模糊了，老去拧输液架子上那个调高低的螺母，总觉得是电视机开关。后来我被诊断为胰腺炎，转到天津的大医院做手术。住院的那45天，每天见到的都是出院入院、生与死。我亲眼看着与我两张床之隔的一个孩子，因为肾功能衰竭死在了床上。有个进修的女大夫问我：“小不点，你长大要干什么？”我开玩笑地说：“我要当大夫，长大了也拉你一刀。”就因为那场差点没让我死掉的大病，我学了医，这是一种缘分吧。

《生命时报》：您住院是1975年，那时的医患关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？

刘玉村：那时从来没人用过“医患关系”这样的词，因为一说“关系”，人和人之间就远了。医生和病人之间总是有说有笑的，病人从没给医生送过礼，医生也尽心尽力照顾患者。住院的时候，常有护士推着我去阳台看风景。我那场大病又手术又输血，还切口感染，但最终只花了300块钱，其他都由农村合作医疗负担，放到现在，就相当于30万了。那种状态才是医学的根本——人文关爱，当病人觉得医院里满是人情味时，他就不会计较花掉多少钱了。所以，我们的医改应该抛开技术层面的东西，更多地关注“人”，而不是“病”。

《生命时报》：听说您从医以来，从没接到过病人的投诉，手术也从未出过差错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

刘玉村：就我的经验来讲，首先是尊重。即使当了院长，我对每一个病人也是很尊重的，“老爷爷怎么样啊”，“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”，当你始终面带微笑，用这种平等的身份去跟病人和家属交流时，你的心态就会变得阳光，自己也会觉得很高尚。其次是沟通技巧。话该怎么说、用什么样的语速和语调，都是有讲究的。比如前几天，我遇到一个做了胃癌手术和化疗的病人，看完病历后，我发现他癌症复发，寿命没多长了，但怎么告诉他，需要费点心思。我是这样说的：“可能您希望听到好消息，但我实事求是地讲，我报告您的这个消息并不是特别乐观，您做完第一次手术后有新生肿瘤出现，这虽然不好，但不等于没希望，因为目前的治疗都对路子，只要回去后多想办法改进营养就行了。”我说话的语速比较慢、语调比较低，病人听了后很平静地接受了。换个角度，如果我说“你怎么不早来，早来我这儿看就好了”。这样的话既是对同行的不尊重，也会引起患者的反感和不满。